昨晚睡前讀到《親愛的安德烈》書裡《煩惱十九》那一篇，龍應台十九歲的兒子提到最近生活裡出現的兩個狀況，其一是，他覺得他們高中的英文老師程度不夠、教導無方，因此決定以罷課的方式「反叛權威」，結果那個老師給他打了個爛分數並且貼上「嗑藥」的標籤。讀到那裡我突然想到自己中學時代的幾次小小反叛，即使已經過了二十幾年了，時移事往，現在回想起來仍是有點心酸無奈。在現代的德國高中裡挑戰威權的學生都不見得會有什麼好下場，何況是在戒嚴時代的台灣？

十二歲的時候我被送進一所以嚴格管教聞名的私立中學就讀，被送去那裡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是個問題學生，剛好相反，不是品學兼優或家財萬貫的學生是進不了那所學校的。初中三年，讀書、考試、體罰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輪迴，幸好我的成績還不錯，不是屬於天天挨打的那一群。國三時幾乎每隔兩三個星期就有一次模擬考，有幾次是和其他台北縣市的國中聯合舉行的，其中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考期比別的學校晚了兩三天，結果有的同學在考前就已經看過試題了。我當時心裡很不平衡，覺得那樣的考試已經失去意義，所以我拒絕作答。為了打發時間，我在考卷的答案欄裡填詞，我還記得我填的是南唐後主李煜的《虞美人》，一格一個字：「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那時我很喜歡這首詞，最後兩句尤其令我著迷不已：「問君能有許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十五歲的國中學生也是有許多許多愁的啊！你們大人能夠了解嗎？

隔天，成績還沒公佈，我就被傳喚到老師辦公室。老師拿著我的考卷說：「你喜歡填詞，好得很，那就一個字一板吧。」因為一闋《虞美人》，我被打了五十六下，我看著左手手心由紅轉紫，感覺由疼痛轉為麻癢，我始終不認為我做錯了事，我只慶幸我沒在考卷上默寫《長恨歌》。

回頭看這件事，我覺得當時的自己很幼稚。考試只是評量學習成果的一種方式，考得好，表示你這部份學得好，考得不好，表示你遺漏了一些重點，有需要加強的地方，追根究底，考試是為了自己，考試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學習，這正是舉行模擬考的實際意義。可惜當時的我太在意競爭與成績，我把考試當成比賽，因為看到起跑點不同，我覺得不公平，我就棄權不比了。為什麼十五歲的我還搞不懂考試的真正意義？是誰一直在鼓勵我把考試當成優勝劣敗的競賽的？為了高中聯考而把我送進那所監獄般的學校的家人，因為模擬考成績不理想而瘋狂鞭打我的師長，他們對學習和考試的認知又有多真確？他們可曾試著去了解一個十五歲少年心中的憂愁？經常偷哭的、十五歲的我，他們怎麼忍心如此對待我？

另一次反叛是在某篇作文裡，作文的題目大概是「我的志願」，我寫道，我將來一定要當老師，因為打罵折磨學生是如此痛快淋漓的一件事！我沒有因為這篇作文被懲罰，國文老師一直很欣賞我，他還在課堂上朗讀了這篇文章，他覺得我寫得很諷刺、很幽默，或許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說不定。

順利上了高中，全台灣最好的高中，當其他同學以身著緊身發白的特製卡其制服來彰顯他們的叛逆時，我選擇當個乖寶寶。那間學校校風自由開放一如大學，老師不大管學生，沒有人因為成績不好而被體罰，留級的人倒是有的。雖說是自由開放，畢竟是在戒嚴時代，批評國民黨和蔣氏王朝仍是禁忌，每個角落裡總有人偷偷地在監視紀錄著學生的思想言行。因為好奇，我看了幾本被查禁的《美麗島》雜誌，一夕之間茅塞頓開，原來如此，我們的民主自由並不完整，人權在我們國家並沒有落實。我忍不住告訴我的同學我的新發現，我興奮地用談論八卦醜聞的方式談論政治，嘲笑政府粉飾太平的謊言，多麼荒謬啊，多麼愚昧，我們以前竟然都不知道，十七歲的我渴望獲得更多的真相。然後，有一天，當我又在教室裡「妖言惑眾」的時候，坐在我前方的一個參加「三民主義研究社」的黨員同學轉過頭來低聲對我說：「你不要亂說話！」那句話宛如暮鼓晨鐘，一下子把我從革命的激情裡拉回冰冷的現實，我因為害怕而全身發冷，原來我們還是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原來「白色恐怖」離我那麼近。學期末，我的軍訓成績只得六十九分，軍訓成績一般由八十分打起，六十九分代表的是什麼？我無意反叛權威，我只是愛說話，然而1986年的台灣還不是個可以讓我暢所欲言的地方。

青少年時代的我其實不大反叛，我一直被壓抑著，家庭的壓力、課業的壓力、社會的壓力、感情的壓力，重重的壓力讓我動彈不得，恍如被壓在五指山下的孫行者。真正的反叛是在大學畢業以後，我不要再妥協了、我要過我想過的生活，我拒絕服兵役、拒絕當醫生，最後決定離家出走、漂洋過海。離開台灣可能是我今生最大的反叛，對過去我經歷過的一切最徹底的一次反叛，我不是戰士，我選擇逃亡，雖然不夠勇敢積極，我的個性就是這樣。我很高興我做了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