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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9, 2017
理嘉圖的財富與歷史意義
lai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17:37:55

 

理嘉圖的財富與歷史意義

 

1)理嘉圖在1823年寫給馬爾薩斯的最後一封信上說:「現在,親愛的馬爾薩斯,我的話都說盡了。正如其他的好辯者一樣,在經過這麼多的辯論之後,你我皆可保留自己的看法。這些辯論並不會影響我們之間的情誼;即使你完全同意我的話,我也不見得會更喜歡你。」

2)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馬爾薩斯的研究路線完全失利。理嘉圖的經濟學在過去百年間的完全主宰,對經濟學的進展其實是一大災難。如果馬爾薩斯(而非理嘉圖)帶動了19世紀的經濟學,今日的世界應該會更豐富更有智慧。
凱恩斯 (1933:98-101).

3)理嘉圖是個詳寧的人,他的同事和對手來自不同圈子:證劵業、剛萌芽的政治經濟學界、國會議員。他們都喜愛也尊崇他的智慧與個性。例如他和馬爾薩斯在宗教上與經濟上,都有相當不同的見解與立場,但又能維持長久的情誼,也能有風度地交換歧見。
Kenneth Arrow (1991): “Ricardo’s work as viewed by later economists”, p. 70.

 


古今中外以證劵投資致富的重要經濟學家,大概只有理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和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英法拿破崙戰爭期間(Napoleonic Wars, 1803-15),理嘉圖在倫敦證劵市場傳奇地成為鉅富,之後大肆購入良田、地產、外國債劵,富甲一方並當選國會議員制定政策。同樣傳奇的是,他在經濟思想學界也成為一代宗師,影響力至今不衰。

一百多年後,在劍橋大學出生、成長、求學(數學與經濟學)的凱恩斯,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全球大蕭條的動蕩環境下,用更獨特的手法,在學術影響上達到更高一層的地位。在國際事務上與經濟政策上,他發揮過世界性的影響力,凱恩斯學派與新凱恩斯學派至今仍是主流。這兩位傑出經濟學家,他們的政策見解與思維邏輯大異其趣,但投資致富的途徑與成果類近,這是史上少見、引人矚目的古今對比。

1財神坐命

理嘉圖是荷蘭出生的猶太人,父親是證劵業者,把這個聰明的兒子帶進商界(14歲)。他21歲時娶一位基督教貴格派(Quaker,或稱公誼會或教友派)的妻子,因而脫離猶太信仰,成為一神論(Unitarian,反對三位一體論)的教徒。父親怒而與他斷絕關係,他因而攜眷轉赴倫敦。靠著金融界友人的協助,他在新的證劵圈內獨立經營,財富很快就超過父親,43歲從業界退休。51歲時因中耳炎過世,遺產超過今日幣值的1億美元,其中2/3是不動產與宅邸。

理嘉圖的投資原則是「小漲時買進」,因為之後會有不理性的大漲;跌價時趕快賣,因為之後會有更大的恐慌出現。他還告訴我們一個秘訣:只要小賺就很高興了,如果能短期獲利就不要長期持有。
 
理嘉圖的財富狀況眾說紛耘,Skousen (2001:96)說:「他21歲開始經商時,約有8百鎊。1823年過世時,大約間隔30年,資產達到難以想像的67.5萬鎊到77.5萬鎊之間,平均每年可支用的收益2.8萬鎊。沒有其他經濟學家,包括凱恩斯,能達到這種富裕的層次。…凱恩斯在1930年世界大蕭條時期,也就是大約寫作《一般理論》的時期,資產總額大約是65萬鎊。」

理嘉圖因婚姻問題與父親絕裂,離開荷蘭獨自去英國,從事的行業和父親相同。差別是父親開證劵行代客買賣,而他是自己在股市進出買賣。他的做法有點像紐約證券交易所內所說的Stockjobber,美國通稱為「股票經紀人」,但在英國是帶有蔑意的「股票投機商」:針對某些特定類型的股票,買賣大額證劵賺取差價。

19世紀初英國證劵交易,大都是買賣政府債劵(稱為consols),只有少數大型的特許公司,例如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才發行股票。這和今日以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為主、政府公債為輔的情相反。理嘉圖的財富,主要來自投機政府公債。他玩的「遠期交割」(forward market),金額比「現金交割」大十倍。

當時有人評論說:「理嘉圖有非凡快速的能耐,看得出市場些微變動所帶來的利益,主要就是在各式各樣的政府債劵中,找尋漲價的機會。」他的手法傾向於短期買賣(搶進搶出),賺小差額,但因總金額龐大,所以總利益不少。他的心態是:「我只玩小輸贏,虧了也不懊悔。」
 
理嘉圖從內線交易和操縱買賣,總共獲取多少利益?有人說他常扮演反派角色,在「交易圈內搞小派系」,當時人稱為Bear-jobbers,對政府的公債市場做「熊式突襲」。手法是讓大眾感覺恐慌,讓公債價格慘跌,理嘉圖和他的同夥趁機檢便宜,又能從中賺取政府許諾的高利率。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不公平的說法,因為理嘉圖本身一直持有不少公債,若有意讓市價慘跌,自己必然先是受害者。

理嘉圖從未把他的買賣心得,用文字記錄下來,但他的生意夥伴說,他有兩條黃金規則:「遇損則迅速停損」(cut short your losses)、「讓利潤再滾進去」(Let your profit run on)。他最擅長掌握被投資大眾誇大事件的嚴重度,當投資客群驚慌時,市場巨幅起伏,正是超額買進或賣出的好時機。

他富裕後讓家人住進寬廣豪宅,也常去外地度假。1815年退出股市成為鄉紳階級,買下大片產業,投資土地、不動產、法國政府公債。回顧他在股市發跡的轉捩點,是他替政府承攬戰費籌措的事件上。1800年代初期拿破崙戰爭期間,政府必須透過股市籌戰費。理嘉圖和商業夥伴聯合對抗金融業鉅子,例如Goldsmiths、Barings和Rothschilds。得標者可從財政部獲得特別優惠。理嘉圖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取得1811-5年戰爭期間,政府每筆公債的承銷權。

其中最大的、也是最後一筆戰費公債,是1815年6月14日總價高達3600萬鎊的案子,正好是滑鐵盧戰役的前四天。這批公債的價格奇慘,主因是金額太龐大,以及戰況不明朗。共有四家競標,理嘉圖明顯勝出。理嘉圖的個性是勇於搶入慘跌股,但這筆生意是有生以來最大的賭注。膽怯的投資者,在滑鐵盧戰役前很快就脫手了。理嘉圖的態度堅定,一直等到威靈頓公爵打敗拿破崙的天大消息傳到時,都還沒脫出。結果是公債價格飆漲,他立刻進帳百萬鎊。

他也是對朋友慷慨義氣的人。以馬爾薩斯為例,他原本買了5千鎊的滑鐵盧戰債,但隨著戰事逼近,馬爾薩斯怕了,找理嘉圖幫忙全部賣掉,小賺就滿意了。理嘉圖幫了這個忙,馬爾薩斯真是沒有財神運。

理嘉圖去世時,有8位子女、25個孫子,他的財富是否也「不過三代」?他的五位兄弟都是能賺錢的人,但理嘉圖只有三個兒子繼承遺產,子孫中很少人能延續這些資產。理嘉圖的兄弟中只有Samson、兒子中只有Mortimer稱得上有財富。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理嘉圖累積的鉅額財富,給他帶來什麼「價值」?他或許會回答說,是「自由自在」(freedom),這是他最想要的,也得到了。第一項自由是成為經濟學家,第二項是成為國會議員。財富累積到相當程度後,轉而追求心智上的成就,以及政策上的參議權。這兩方面他都非常成功,這是凱恩斯之前,唯一富貴雙全的經濟學家,一百多年後出現了第二位(凱恩斯),第三位似乎短期內還不會出現。

2歷史意義

理嘉圖27歲時才讀《國富論》,對經濟原理與政策大感興趣,還成為議員參與經濟政策爭論。最主要的著作是《政治經濟與賦稅原理》(1817),加上他和馬爾薩斯的長期通訊與各式文章,皇家經濟學會委託Piero Sraffa編輯為十冊(加上索引1冊),1951-5年間由劍橋大學出版。

Mark Blaug研究理嘉圖的方法論(分析經濟問題的眼光與手法)。他說理嘉圖「在知識分析上,具有一種特出的抽象天賦,在過去與在今日同樣令人讚嘆。」史密斯被尊為政治經濟學之父,因為他的視野開闊、體系完整、文章動人。但從近代重視抽象分析的角度來看,理嘉圖才是真正的理論建構鼻祖:探討具體政策時,會先建構背後的理論,以及理論背後的基本概念。

在具體政策方面,他主張廢除穀物法、自由貿易論,這兩點和史密斯的立場相同。雖然他們只用文字表達,很少用數字,沒有幾何圖形也都沒有方程式,但雙方的理論基礎與分析方法卻很不同,這兩位的理念、概念、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響我們。

從個性來說,理嘉圖是原則性強的人,守承諾重信義,常會建議違反自身利益的政策,例如廢除穀物法。他的正式教育只到14歲,但對科學與數學很有興趣。雖然只活51歲,也不是專業研究者,竟然能寫十冊全集,能提出重要的學理。更驚訝的是,他竟然有提筆寫字的困難。
 
他在理論分析上的特點,是很能做抽象演繹,據以提出政策建議。古典學派受到牛頓的影響,希望能從社會現象中,找出超越時空的法則(例如農業的報酬遞減法則)。就分析手法來說,史密斯從廣博的歷史事實,歸納出原則性的結論;理嘉圖反其道而行,從基本的假設,去推論問題背後的邏輯基礎。他是商界出身,目的不在建構純粹理論,而是要讓現實的政策更健全;因為沒有學理基礎的政策,對國家與社會的傷害,遠大過行政的不效率。

理嘉圖是讓人驚異的「素人」學者,但如果你直接讀他的全集,未必能看出這麼多的巧妙。必須透過近代學者的理性重構,才能讓我們有另一番感受。理嘉圖也有他的缺點,基本上是時代性的限制。例如他在19世紀初期,認為資本家開始採用機械,會排擠工人的就業機會。這在當時是個事實,他沒能預見機械所帶來的報酬遞增,會降低成本擴大市場,反過來創造就業機會。

另一項缺失,是在他的認知與模型裡,科技進步沒有扮演重要功能,這也是因為大發明的時代尚未到臨。同樣的道理,他也隱含假設,失業工人只能待業或接受救濟,沒有轉業或創業的機會,這和現代的認知有差異。

凱恩斯在《一般理論》,對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說(或市場過剩說,或消費不足論)讚譽有加。我們也知道理嘉圖的觀點,和馬爾薩斯一直相對立,那麼凱恩斯對理嘉圖的評價如何?

我認為馬爾薩斯的貢獻,是思想性與觀念性的,有直覺但分析能力遠不及理嘉圖,這是學界的共識。1930年代凱恩斯寫《一般理論》時,心中有個特定目的(解救大蕭條)。在這個意義下,理嘉圖的抽象推理,對凱恩斯毫無用處。但凱恩斯也很明白,在19世紀中葉之前,理嘉圖的分析主宰了學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與有效需求說,完全無法相比擬。

這個鐘擺在1930年代初期,又盪回馬爾薩斯這邊,凱恩斯因而偏頗地說:「過去100年來,經濟學界被理嘉圖完全主宰,實在是經濟分析進步的一大災難。」我認為正好相反:如果馬爾薩斯的經濟學主宰了19世紀,那才是經濟分析進步的大災難。如果你想看凱恩斯對比這兩人優劣的全文,請在網路上查The General Theory,然後看第3章第3節的頭兩段,寫得很漂亮。

各國的理論學者和思想史家,對理嘉圖經濟學發表不計其數的論文與專書,最具代表性的選輯就是Wood(1985、1994)與Blaug(1991),總共重印206篇論文。若現在輯印1995-2015年間的論文,必然也會超過200篇。從科學分析的角度來說,如果馬爾薩斯在過去150年間成為主流,恐怕才是經濟學的大災難。凱恩斯偏見了。

有個名詞Ricardian vice(理嘉圖的罪惡),那是什麼意思?理嘉圖的分析側重抽象演繹,目的是追求邏輯的嚴謹與科學性的法則,凱恩斯批評這種分析優雅但不實用。熊彼德(1954)《經濟分析史》(頁473,541,618,653,1171,詳見索引頁1223),對這種邏輯嚴謹但未必是好理論的現象,稱為Ricardian vice,因為在他的系統之外,「就沒有多大意義,也不值得去探討」。

換句話說,理嘉圖和現代的新古典學派,著重抽象分析與數學模型。這些分析必須建立在強烈且不真實的假設上(「其他條件不變」只是個小例子),這些追求抽象優雅的理論通常無實際用處。用熊彼德的話來說:「這是卓越的理論,永遠無法駁斥,除了意義之外什麼都不缺(也就是說完全沒有意義)。用這類手法所得出的結果,來解決實際問題者,可稱為Ricardian vice。」(頁473)

這個名詞還有另一種解釋:在抽象模型裡,真正能操作的只有少數變數,必須假設其他變數都不會變動。如果要從這種抽象、簡化、遵循數理邏輯的模型,推論出具體的政策結論,是危險的事。然而現今的學界卻熱烈擁抱這項「罪惡」,視之為常態與必要,許多主要期刊的論文都屬於這類型。熊彼德眼中的理嘉圖罪惡,在當今的科學界已成為一種virtue(遵循的德行)。在數理模型當道的今日,凱恩斯和熊彼德的判斷都偏誤了。

理嘉圖只用文字描述,沒有數學也沒有今日意義的模型,為何他的分析手法至今仍是主流?就像所有的思想家,身後的評價會隨著時代的潮流起伏。理嘉圖逝後也有人批評他對人口問題的見解,Samuel Bailey(1791-1870,英國哲學家與作家),不太欣賞他的邏輯推理。古典學派的末代傳人John Stuart Mill(1806-73),一方面視他為無上的權威,但另一方面也想推翻他的見解,要把分析帶向新古典學派。馬克思把理嘉圖放在最高的層級,自己卻發展出截然不同的馬克思學派。新古典派初期的大將Jevons(1835-82)說:「理嘉圖是個有才華的人,但方向錯誤,把經濟學帶入錯誤的路線。」這類的批評多得很。
 
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詮釋,例如Stigler、Samuelson、Hicks,他們用現代的概念與分析工具,把理嘉圖的雛型見解,改寫成符合今日標準的成熟版。他們好像是在「借屍還魂」,把自己的意思用理嘉圖的名義表達出來,主因是他的思維推理方式和數理學派相通。若理嘉圖從棺中復起,恐怕無法相信自己的見解,能改寫成驚人的數理模型。

思想史的寫作有兩條主要路線:1)歷史重構法(或是相對主義),回到當初的社會經濟背景,解說作者的主要問題與論點,讓我們更明白為什麼會寫出那樣的作品。2)理性重構法(或是絕對主義),用現代的工具與概念,重述作者的邏輯與內在論點,幫助我們理解如何古今貫通,Paul Samuelson (1905-2009)是這方面的高手。

如何評估理嘉圖的學理貢獻與缺失?1)在古典學派中,他是第一位運用抽象分析與邏輯推理,得到重大成果者。2)他的自由貿易論根植於比較利益說,這是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3)雖然尚無邊際學派的工具,但他已能掌握報酬遞減法則,具體運用在差額地租理論上。4)古典學派大都強調成長,而他的重點是過去較少觸及的所得分配,這對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學派是一大啟發。5)他對財政問題的分析,尤其是「對等定理」,在今日的財政理論中仍有重要地位。

他的理論當然有缺失,基本上是時代性的,試舉二點。1)古典學派在態度上接受賽依法則,同意會有短期的部門性失調,但不會有全盤性的失衡,因為經濟體系有自動回復均衡的機制。2)資本家傾向於購買機器取代勞工,因而造成排擠性的失業。這是因為當時的科技尚未大幅進步,在成長較緩慢的社會裡,難免有「我活你死」的零和觀念。

這種觀念現在看來,錯誤的原因有二:1)其實GNP不是固定的,人會創新,會追尋新的就業機會(如網路興起後帶動的各種新行業)。2)雖然機器剛開始取代勞工時,會導致就業上的困難,但長期而言失業者也會找新出路。機械確實會造成短期的就業失調(影響家庭與社會生活),但還是應該鼓勵使用機械,才能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力。

從經濟學發展三百年的宏觀角度來看,如何評價理嘉圖?如果依年代,主觀排列最有影響力的前五位,我認為是亞當史密斯、理嘉圖、馬克思、馬歇爾、凱恩斯。若要依影響力排序恐怕很困難,因為會隨著時代風潮而有顯著變化。我換個角度,不只比較專業成就,把視野拉開,對比他們的「人生圓滿度」。

1)史密斯是古典學派的奠基者,也是市場機能說的倡導者,有經濟學之父的地位。但他是個知識分子,未婚無子女,生活寬裕但還說不上財富,學說在政策上無立即的影響力,而是在概念的層次上影響深遠。

2)理嘉圖是證劵市場的勝利者,累積鉅額財富,擁有良田千頃,有8個子女和25個孫子,他的推理方式(方法論)與各種理論影響至今。在英國的政策上,他極力主張自由貿易反對穀物法,雖然這些在他逝後才落實,但他對這兩件事的影響無庸置疑。還有一件不算小的決策影響:他主張銀行發行紙鈔時,必須有足夠的黃金準備,國會在1819年通過這項提議,可算是早期的金本位型式。簡言之,他在經濟分析、個人財富、政策影響力、家庭圓滿這幾方面,是「每項都滿分」的人生。

3)馬克思的思維開創許多新觀念,例如剝削、階級鬥爭、歷史唯物論、生產關係。他一生窮苦潦倒,好幾位子女先他而逝。他對實際政治的影響,要等到1917年俄國革命成功後才「死後哀榮」。有生之年他厄運纏身,落寞多苦多難多劫數。

4)馬歇爾是新古典學派的重要奠基者,今日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例如供需法則、彈性、消費者剩餘,這些概念都是他的貢獻。他在劍橋大學透過教學與著作,影響全世界的理論與分析手法。然而他的健康從小不佳(綽號白臘燭),沒有政策的影響力,家庭生活平淡,稱不上有財富,相較於理嘉圖他的人生算不上精采。

5)凱恩斯是可以和理嘉圖相較的人:開創了總體經濟分析,決策上影響美國1930年代的「新政」,形塑了戰後國際金融組織的架構。他在股票與理財上相當成功,但財富還是比不上理嘉圖,較缺的一環是沒有子女。我認為理嘉圖在這5位當中,整體人生分數排名最高。

整體而言,我認為理嘉圖可能是,經濟學界有史以來最值得羨慕的人:原創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富甲一方而不假公濟私、對政策有顯著影響力、家庭繁盛人生圓滿。

 

參考書目
Skousen, Mark (2001):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Liv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Thinkers, New York: M.E. Sharp, chapter 4 “Tricky Ricardo takes economics down a dangerous road”.

Weatherall, David (1976): David Ricardo: A Biograph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Chapters 5: “War and finance”; 7: “The stock exchange”, 11: “The loan contractor”; 20: “Making money and keeping money”.

賴建誠(2016):《經濟思想史的趣味》,浙江大學出版社,增訂版9、29、3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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