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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30, 2016
天主教對宗教改革的反制策略
lai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21:33:46

 

天主教對宗教改革的反制策略

 


宗教改革(reformation),又稱為基督新教改革(Pretestant Reformation),期間約1517-55(40年)。這是對天主教的嚴重挑戰,必然要具體回應,稱為「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或「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時段約1555-1648百年間。

宗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類似擁有獨占優勢的廠商,對侵入市場的競爭者,採取護衛性的反制,維護利益與市場優勢。天主教對外在的競爭,基本上還能維持優勢。但領導高層,仍不肯改變權力結構與財產權的分配。對經濟利益的堅持,導致內部的隔閡與弱化,終究難以逃脫權與利的糾葛。本文從(1)「微觀的戰術」(產品模型)、(2)「宏觀的戰略」(競爭模型),析述天主教對基督新教挑戰的反制策略。

問:要先解說天主教會組織的結構,以及長期的變化,才能明白它的優缺點,以及為何會被挑戰。

答:那就簡要地從頭說起。西元4世紀時,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但當時剛脫離被迫害的情境不久,教義的解釋還很混淆,內部組織不穩,權力分配尚未平穩。西元313年,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發布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指派主教(bishops)掌管業務決策,由教士(priest)與僧侶(monks)負責執行。在這個架構下,教宗(Pope)的地位,只是羅馬的主教。在教義方面,「原罪」還是個特殊的說法,對信仰(faith)與道義(moral)的詮釋,也尚未統合。

簡言之,剛成為羅馬國教時,基督教還是地區性的(local level),和日後變成羅馬天主教的「準獨占」(quasi-monopoly)、全面性(global)狀態,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項特點,是早期的羅馬主教,無權監督教會的下層行政作為,也無權執行教宗的決策。換言之,各地的民間力量,持續挑戰教會權威,對高層也未必遵從。

到了12世紀,宗教市場結構起了大變化:教宗的權力大增,各地主教的掌控權也跟著增強。西元1122年9月,有個沃爾姆斯宗教協定(Concordat of Worms)。這是教宗禮嘉二世,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五世,在德國萊茵河西岸的Worms城達成協議,結束了雙方權力鬥爭的第一階段。在此協定之後,教宗Gregory七世把教宗的權力,界定為天主教會內,最高的裁決者與立法者。從這個階段起,教會的財產權都歸教宗總管轄。

教宗的無上權威至此確立,當時全歐洲的耕地,約有1/3由教宗掌控。12世紀的教會,已完全掌控神職人員,與修道院的人事任免權。教會權力迅速興起,得力於幾項重要因素:運輸與交通成本降低、低地國(今日荷比慮)與德國地區穩定基督教化、各國王室的力量普遍衰落、地區性的封建采邑(封地)力量興起。

這些變化,讓天主教會在12-14世紀期間,成為歐洲宗教市場的主控者,完成垂直性的整合,成為現代稱為 M型企業的組織,能做很長期的大規模規劃。天主教會實質上成為獨占者,開始追尋超額利潤、由上而下監管各層級業務、制訂規章、統一宗教服務、定價規格化、出售能永世救贖的贖罪劵。

財務方面有幾項重要進展。(1)建立教宗的財庫,從各層組織收取各種費用。同時展現權力,排除異己、逐出教會。(2)設定借貸市場的規則,禁止高利貸,影響資本市場的運作。主控婚姻市場,收取教堂婚禮費用,逐漸取代民間的婚姻市場。(3)由上而下制定新教義(例如煉獄觀),以獨占式的差別取價手法,販賣贖罪劵獲取鉅額利益。(4) 12世紀籌集鉅資,發動十字軍東征,要收回在以色列的聖地,消除異教,維護天主教利益。

問:天主教在第4-12世紀間,從被迫害者轉變為獨占者。物極必反的結果,是權力極大化,以及隨之而來的腐敗。普遍的感受是,天主教會「從綿羊身上剃走太多羊毛」,因而引發各地長期的強烈反感,有些人轉而改信他教。基督新教如何趁機興起?

答:其實也不是一帆風順,先簡要說明新教興起的諸多障礙。歐洲地區廣泛,中世紀的交通不便,天主教不可能全面掌控,這就給其他教派留下生存空間。當時哥倫布尚未發現新大陸,傳統社會普遍實行長子繼承制,財富集中在較少人手中。

這種財富結構與社會特性,加上普遍王權與神權,這對由上而下的集權團體(貴族階層與教會上層),追求獨占或超額利益,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在較窮困地區發展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面對這樣的強勢對手與社會結構,生存空間不大。

新教就找尋較軟弱的突破口:在不採行長子繼承制的地區、在新興的都會區活動,因為財富較流動,也較不集中,平民的機會較大。這些新興地區,傳統束縛較小,較能接受新教義(直接對上帝祈禱,積聚世俗財富榮耀主),也較不願被天主教的重重規範局限住。

隨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帶回新觀念、新財富、新產品,這些位於歐洲北部的新興都會區,更容易接觸新的經濟市場。個人的努力與機遇,在新教鼓勵世俗成就的教義下,比在天主教的保守規範下,更有獨立發展的空間。

新教一方面走世俗路線,二方面簡化教義束縛,三方面降低入教門檻,四方面降減各項收費。透過這些有效的市場武器,加上積極與反天主教的勢力(例如英國都鐸王朝的亨利八世)結盟,馬丁路德在1517年發布〈95條論綱〉,列出反對天主教贖罪劵的95條論點。這是對天文教的煉獄觀,以及斂財的作為宣戰,開啟了宗教改革運動。

問:天主教如何對抗新興的威脅?

答:那時當然還有其他教派(例如喀爾文派),也趁機興起。為了簡化分析,只談新教與天主教的對抗,因為狀況最激烈,爭奪與反制的性質最具代表性。具獨占優勢的天主教,迎戰新興的對手,有兩條路線可選:(1)從微觀層面的戰術來說,可以降價迎敵或提升服務品質。(2)從宏觀層面的戰略來說,可以擴充軍備、拉長戰線、深化防區、阻敵卻敵、強調產品差異化。有許多史料支持(1),也有不少證據支持(2),我傾向支持(2),詳說如下。

1545-63年間的Trent宗教大會(特倫托會議),在義大利北部的城市特倫托和波隆那召開。這是天主教會最重要的大公會議,有人說此會議其實是「反宗教改革的方案」,討論如何回應新教的挑戰。這8年間,在特倫托開了25次會議,歷經三任教宗才完成:召集人保祿三世主持頭八次、在波隆那開第9-11次、第12-16次由儒略三世、17-25次由庇護四世主持。

會議後公布125條教令(decree),分17大類,前五類是:對教士俸祿的管理(regulation of benefices,19條)、主教的權力與責任(18條)、對修道院與女修道院的管理(16條)、教士的勝任能力(15條)、神職人員的責任與權力(12條)、婚姻管制(8條)。這五類最重要的教令修正,目的在提供更好的服務,凝聚更多信眾,這是對新教挑戰的具體回應。

對手的另一項攻擊點,是財務腐敗。對應之道,是禁止主教出售特許權、教會職位、取消某些教堂服務費、禁止租賃教會財產、禁止樞機主教等高層人員,利用教會財產牟利。這些防堵措施,是要防止「五鬼搬運」式的自肥。另一方面,下令協助貧困教區的財務,採取寬容措施(減少逐出教會)、移除婚姻限制。

打擊對手方面,有一項老手段是迫害。古騰堡活字印刷術,起源於德國Mainz城(新教區)。這是新教的重要武器:印刷品成本大降,教義宣傳更方便,訊息傳達更快更遠。活字印刷對天主教造成極大壓力,因應之道很簡潔:加強審查文學、科學、藝術出版品或禁印。宗教審查對科學的衝擊眾所週知,例如嚴禁哥白尼、伽俐略的日心說與地動說。更深層的背後原因,恐怕是要打擊新教的潛在威脅。

問:托倫特大會後頒布的125條教令,屬於「自我檢討、內部清理、增強競爭力」的手法。打壓出版界與科學界,是悠久的常態。天主教這個優勢集團,人才濟濟,財務充沛,但總覺得從這兩種策略,體會不到驚奇的創意。

答:好問題。只靠打壓對手,不可能長期奏效,所以1555年在德國Augsburg城,有個和平協定(Peace of Augsburg),目的在解決德國境內的宗教衝突。會議得到的基本論點,用拉丁文表達較簡潔: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各人居住地區的宗教,依當地管轄者而定)。用現代的話來說,台北市的宗教屬性由市長決定。在封建領主時代,領主有課稅權、治理權,宗教改革運動之後,添加了一項「宗教權」。

此事的意義是:梵蒂岡不再(或已無能力)強制各地區的信仰,改由各地首長自行抉擇。之後歐洲又經歷一世紀的戰亂,1648年的Westphalia和平協定,再度呼應1555年的Augsburg協定。差異點是從「適用德國境內」,推廣為「全歐洲都適用」。這兩件事反映宗教改革的成功,以及天主教勢力的退縮。

問:這樣的拉鋸退讓,必然讓羅馬教會忐忑不安,總要有個長遠對策吧?

答:是的。多倫特會議後,天主教明確感受到危機,除了自我檢討,也採用更強硬的態度迎敵:駁斥新教的神學詮釋、強化煉獄觀、更積極推廣贖罪說(與贖罪劵)、更彰顯與新教在教義上的差異。正如優勢獨占者的正常反應,天主教並不退縮,而是更強化基本信念,更強調與對手的差異性,目的在明確區隔市場。天主教沒有革命性的新招數,而是用新態度來護衛舊體制。

具體的做法,例如:(1)要求信眾告解時,向神職人員「交心」(state of the souls)。(2)舉辦主日學(Sunday school),目的在推廣教義問答(catechism),在更基層、更深入的層面,讓孩童與父母接觸天主教義,有時甚至要求背誦。(3)對異教邪說的無孔不入,採取嚴密的防諜、圍堵手法。(4)提高神職人員的待遇。(5)由主教監督,在各教區設立神學院(seminary),訓練當地教士,培養教會預備軍。

(6)較特殊也最重要的新組織,稱為Marian congregation(暫譯為瑪利亞教團)。這是以聖母瑪利亞為信仰中心的教派,由耶穌會(Jesuits)支持,特別為接鄰新教的地區(例如法蘭德斯、萊茵區、南德、瑞士、法基督派區)而設。目的很明確:在第一陣線與新教對抗。

從這六項措施可以看到,天主教正面迎敵的手法,並不是降價求售,這不符優勢獨占者的反應模式。天主教的對策,是明確地強化戰線,例如廣設神學院、主日學、教義問答、組織戰鬥團體(瑪利亞教團)。這些新的配套性措施,都是在拉長戰線、深化防區、阻敵卻敵。

隨著經濟成長與資本主義萌發,新教的地盤與勢力日益茁壯。傳統的天主教與新興的基督新教,在16-19世紀的歐洲,展開長期的雙龍搶珠大戲。較符合史實的描述,天主教的反制策略,應屬於擴充軍備,而非降價搶市。

用產業競爭的術語來表達,「產品模型」傾向於用兩種傳統招數:價格競爭與提高品質。史實表明,天主教並未削價,也未提高品質,而是強化舊說、深入防線、組織新團隊迎敵。這是廠商行為中,屬於擴張軍備的「競爭手法」。所以「競爭模型」比「產品模型」,更適合解說天主教對基督新教挑戰的反制策略。

參考書目
Ekelund, Robert, Robert Hébert and Robert Tollison (2004): “The economics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cumbent firm reaction to market entry”, Economic Inquiry, 42:690-705.

Ferrero, Mario (2014): “Competition between exclusive religions: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s entry deterrence”,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1(3):28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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