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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1, 2016
基督新教比天主教更有經濟優勢?
lai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18:42:27

 

基督新教比天主教更有經濟優勢?

 


韋伯在1904/05年,提出一個高議論性的論點:信仰基督新教的地區,與近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域,有密切的重疊。引起學界爭辯的議題是:基督新教的教義,與經濟增長這兩件事,是歷史上的巧合(相關)?還是有因果關係(新教精神帶動積極追求經濟成就的動機,因而促進資本主義發達)?學界百年來對這個議題投入過多資源,現在依據足夠的證據,該做個總結了。

本文有三條主軸:(1)整理主要的學說論點。(2)舉史例說明,爭辯宗教與經濟發展這個命題,是邏輯上「不相關之謬證」(fallacy of irrelevant proof)。(3)提出統計分析的證據,反駁韋伯學說。

問:可否用老少皆宜的方式,綜述學界主要論點?

答:(1) 1551年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催生了基督新教,也改變對世俗利益的態度,鼓勵新教徒追求經濟成就來榮耀主。原本地位較低的商人與工匠,改變天主教義的心態,不再認為勞動是對罪惡的懲罰(work as a punishment for sin),也不再認為辛勤的勞工,是低人一等的行業。新教鼓勵信眾祈禱,直接與神溝通,不再相信宿命說、奇蹟論,因而刺激理性主義的發展。這種理性心態,對追求經濟成就與累積資本,產生長期的推動性助益。

(2)這種新教精神,改變了世界觀與作為方式,信眾更勤奮工作,節儉累積。這隱含一個可檢驗的假說:19世紀產業革命的成功,是新教精神在16-18世紀,已為工作態度與資金累積做好到位準備。所以產業革命的地區,與信仰新教的區域,地理上有高度重叠性。這個論點成立嗎?是表面相關,還是有內在因果?

(3)反過來說,信仰天主教的地區,信眾追求內心平衡,認為睡得好比吃得好重要,認為追求財富人的想上天堂,會比駱駝穿過針眼還困難。所以天主教地區,很難有積極的工作倫理,因為眼界與活動範圍,太受宗教觀的限制。神權的牽制太強,不易產生理性主義與科學態度。也不積極向海外發展,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與產業革命。信仰回教的地區,也有類似的局限。所以新教精神,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推進器。

問:這三點綜述得很明確,韋伯當初就這麼清晰嗎?

答:當然不是。所有的原創者,在摸索過程必然是模糊的,甚至常會自我矛盾。這些現象,在馬克思和凱恩斯身上都常見,「原創的模糊性」是學界常態。日後的學者加油添醋,各自投射,日久之後得出共識,稱為共識(common interpretation)。所謂的共識,是學界長久爭辯,「語意膨漲」之後的醱酵結果。所以前述三點,已不是韋伯原意,而是「韋伯式」的論點,正如馬克思不願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問:為什麼「韋伯臆測」會成為風行世界的學說?

答:韋伯命題已多次變身,各國學者自擁異說,讓人看得眼花撩亂。我認為這個命題的現況,迷思(myth,傳說得太神奇)的成份,遠超過科學假說的本份。在諸多原因中,美國學界扮演重要角色。韋伯這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58年由哈佛著名社會學者Talcott Parsons英譯,風靡英語學界。透過英譯本轉譯各國譯本,產生「多手傳播」的諸多插曲。

(1)語意上的扭曲:Parsons的譯本與德文原著,已有微妙扭曲。各國譯本在英譯的基礎,發揮「多重複印」的失真傳遞效果。如果韋伯棺中復起,且能讀懂各國譯本,他必然搖頭不語。

(2)潛意識的「託譯言志」:19世紀末葉美國經濟迅速起飛,除了地大物博、地廣人稀、資源充沛這些外在因素,文史學者一直想證明,清教徒與新教徒的信仰,對工作倫理也有積極的貢獻。為了證明精神上的優勢,曾引入「社會達爾文主義」,想證明資本主義的興盛,就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學說的具體表現:鼓勵競爭、汰除劣者,才能讓經濟更繁盛。

社會達爾文主義隱含歧視偏見,因而逐漸褪色,中性的韋伯學說繼而代之:新教的宗教觀,有助於建立工作倫理、產業革命、資本主義發展。美國的強盛是根植於宗教上的激勵,只要努力都有機會實現「美國夢」。二次大戰後各國的留美學者,也跟著「搖韋伯旗」,把新教倫理說推到「準聖物」(quasi-sacred)的地位。韋伯的著作與傳記風行於世,好幾代的社會學者深陷其中。在這股跟風下,各國學者也急著檢驗,本國史實是否符合韋伯論點。

問:結果是「愈辯愈明」,還是「愈說愈糊塗」?

答:若是前者,就不需要在此耗費筆墨。關鍵點之一,在於過度一般化:新教信仰區,確實出現過受人尊崇的發明者、企業家。過度推廣韋伯學說,讓人誤以為在新教地區,人人都深具企業家精神,個個都勤奮節儉。其實在全世界人口中,聖賢才智平庸愚劣是常態分佈。如果你要找重要科學家、發現者、企業家,任何宗教區都有,這和宗教精神沒因果。不能把「19世紀的產業革命」和「16-18世紀的新教信仰地區」,這兩個「並列因素」,自動轉換為「因果關係」。

問:我常看到有人論證:儒家思想和新教倫理類似,鼓勵節儉勤奮,所以能解釋二次戰後台灣的迅速成長。

答:戰後亞洲幾個新興工業國家,正好是儒家文化被及之處,經濟發展與儒家化的關係,就被串連起來。我直覺想問:淵源流長的儒家文化,若能解釋戰後亞洲的快速成長,那麼又怎麼解釋1945年之前,亞洲地區長期普遍的落後?怎能用形而上的因素,去解釋激烈競爭、無情淘汰的經濟現象?經濟因素或甚至地理條件才是關鍵。

你會反問:以中國為例,歷代政府權力與控制力甚強,商人不能像在歐洲一樣,有較大的發展自由度。我舉個反論:假如新大陸是中國人發現的,亞、非、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也由中國政府拓殖,工業革命也發生在中國。就算中國仍是君主集權,法家思想是主流,這些文化因素的決定力,絕對比不上工業革命、新大陸、殖民地之中的任何一項。

18-19世紀西方的發達,是殖民地市場的開拓,創造了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創造了殖民地的開拓。把時間倒退千年來看,西班牙在地中海區曾是強者,阿拉伯人在東西貿易上也強盛過。後來他們沒落了,但他們的宗教與文化,仍嚴格地保留下來。如果宗教文化能解釋,阿拉伯與西班牙的強勢,那又怎麼說明它們的衰落?答案還是要在經濟、地理因素裡找尋。

舉個近代的例子。比利時北部荷語區,是荷蘭人種與文化,但宗教是天主教。南部是法國人種與文化(以天主教為主),東面有小部分是德國人種與文化(以基督新教為主)。所以在人種文化上,比利時是個三元國家,各有獨自的系統。二次大戰前比利時的荷語區,文化與經濟相對落後,法語區有凌人的優越感,煤礦與鋼鐵業也集中在法語區。

戰後法語區的礦業沒落了,鋼鐵業被日本、美國取代了,荷語區有了新工業,如汽車裝配、化工業、安特衛普港的大量吞吐。荷語區的勢力因而興起,政治權力向北轉移。在這個例子裡,文化與宗教因素發揮哪些作用?再以臺灣為例,戰後的快速成長,若非國際市場開拓成功,不管有什麼文化精神,都是不濟事的。在宗教與成長之間建構關係,那是邏輯上「不相關之謬證」(fallacy of irrelevant proof)。

問:有人套用韋伯說法,認為中國無自發性的資本主義或現代化成長,是因為沒有類似新教倫理中的企業精神。儒家的思維方式、對財富的觀念,阻礙了現代化。

答:1960-70年代日本的經濟成就,給這種說法提出反例:儒家不是個絆腳石,它可以是催化劑。這個論點在1970年代,很受到知識界的擁護,因為亞洲四條小龍,正好是儒家文化被及之地,就認為儒家思想有助成長。有興趣的人可以試做個表格,以中國的各朝代為縱軸,以儒家、法家、道家等文化與制度為橫軸,在畫出的格子內,填出某朝代是在哪種文化思想下,其經濟成就如何。這樣就可以觀察,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文化因素與經濟成果的相關度。

文史學者談論經濟現象時,要「形而下」一些,尤其要避免文化迷信。把經濟強盛和文化、宗教因素連在一起,在人類演進史上相當牽強。西洋的經濟重心,從希臘(愛琴海)逐漸移轉到威尼斯(地中海),再轉到西班牙、葡萄牙(南大西洋),再轉到西歐(北海),目前在北美(北大西洋)。以長期眼光來看,各時期各地區的強盛,和信奉某種宗教的關係甚小。

地理與經濟力量才是關鍵,例如威尼斯在貿易上的重要位置、西班牙發現新大陸與殖民中南美、英法的海外殖民與掠奪。這幾個經濟重心,都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其文化仍各自嚴格保留下來。英國從日不落國到今日的衰退,新教倫理又能解釋什麼?

問:經濟學家有精確的統計分析,支持或反駁韋伯學說嗎?

答:社會學界也做過統計分析,基本上不支持韋伯論點,曲型的代表作,是文末參考書目的Delacroix and Nielsen(2001)。這篇長文做了很好的理論綜述,也對歐洲諸國在19世紀的狀況,做了統計分析,得到以下結論。信仰基督新教的人口比例,和下列因素無預期的關係(也就是統計上不顯著相關):平均每人的財富、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時間、1870年代的鐵路網密度、1850年代的嬰兒死亡率、農業的男性勞動力、工業的男性勞動力。

換言之,19世紀的歐洲各國,信仰新教與否,與平均所得、金融市場的建立,這些重要經濟因素,並無統計的顯著關係,因而明確反駁韋伯論點。如果鐵路網是發展的重要指標,1900年代的證據是:新教區的鐵路網,系統性地比天主教區落後,這與韋伯論點完全牴觸。

慕尼黑大學的經濟史學者Cantoni,對德國地區的基督新教,發表過幾篇重要論文。他在英國皇家經濟學會的Economic Journal,發表過一篇16世紀德國基督新教的論文 “Adopting a New Religion”(2012),以下介紹他的新近計量分析(參見文末書目)。

他的研究期間長達6百年(1300-1900),樣本地區很遼闊(神聖羅馬帝國)的272個城市。為何有意義?因為神聖羅馬帝國內的宗教,非均質性很高(教派多元)。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確:基督新教與經濟發展無關(no effects)、與樣本的大小或挑選偏差無關(表示這是普遍現象)、與生育率、識字率無關。結論是:宗教信仰是文化因素,在廣闊的神聖羅馬帝國地區,6百年的資料完全否定韋伯命題。

問:這樣的摘述太簡短武斷,願聞其詳。

答:先說資料的可信度。這是屬於「大自然實驗室」的資料:(1)神聖羅馬帝國疆域內,各種宗教多元存在,最方便對比教義差別與經濟成長的因果。(2)城市的樣本數很大(=272),長期人口統計數字可靠。(3)各城市的宗教特性(屬於天主教或新教),在16-19世紀間很穩定。

根據「趨同演化」原理,你必然質疑,帝國內的城市發展水平,長時期之後會走向均一化。也就是說,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城市的成長,不容易用肉眼觀察出顯著差異。必須用複雜的統計檢定,判別諸多經濟因素的變動度,與該城市的新教人口比例,是否有顯著意義。

檢驗的過程,需要複雜的大量運算,表格圖型也多到難以綜述。學界對這種長期資料的迴歸分析,有一種共識性的說法:有兩件事只要知道結果,不要詳知過程(製做香腸與統計迴歸)。

Cantoni指出:韋伯的著名學說,很少用長期的歷史資料檢驗。現在他用1300-1900的統計,分析教派分布長期穩定的區域(主要在今日德國地區,見他的頁573地圖)。這272個城市的樣本,提供各種長期變數證據,透過複雜的統計檢定,得到明確的負面答案(韋伯命題不成立):天主教區的經濟成長,未必居於劣勢,基督新教區的經濟優勢說,恐怕是缺乏史實的誤解。

參考書目
Cantoni, Davide (2015):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3(4):561-98.

Delacroix, Jacques and François Nielsen (2001): “The beloved myth: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Social Forces, 80(2):5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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