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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28, 2016
使徒保羅〈加拉太書〉的意義
lai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16:19:51

 

使徒保羅〈加拉太書〉的意義

 

 

先簡要解釋背景:第二聖廟時期(Second Temple period),是指西元前530至西元70年這段期間。這段時期的結束點,在猶太人與羅馬人的第一場戰爭之後,結局是羅馬人摧毀以色列與聖廟。

西元一世紀末時,猶太人停止讓異邦人(Gentiles,即非猶太人)改宗(改信猶太教)。讓外邦人改宗這件事,原本做得非常成功,但在第二聖廟時期之末突然中止,因而讓基督教,能自由競爭當時的宗教地盤。猶太教突然中止外邦人改宗,學界一直感到困惑,不明白是基於何種策略上的考量。因為西元70年摧毀第二聖廟後,過去的聖廟儀式已無拘束力,改宗的成本降低,應該更容易吸引外邦人入教。

讓人不解的是:為何猶太長老們(rabbis),放棄這項原本很成功的事?原因是有一項關鍵文件,稱為〈加拉太書〉(letter to the Galatians,又譯為〈迦拉達書〉)。那是使徒保羅(Paul)寫的,重點是說外邦人改宗基督教後,不必遵從猶太律法。這是基督教的策略轉變,把猶太教逼離原有的地盤。

問:有許多歷史背景,需要進一步解說,才能掌握關鍵的來龍去脈。

答:那就必須多用點篇幅,解說保羅的傳道旅程、為何要寫〈加拉太書〉、此信的主旨與深遠影響。先了解這些基本史實,之後轉用市場競爭的概念,解說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競爭策略,以及對日後的深遠影響。

「加拉太」是羅馬帝國的一省,使徒保羅第一次海外傳道時,到過加拉太省的南部,並設立教會。第二或第三次旅行布道時,才到該省北部。在保羅時代,加拉太還有另一個意思:小亞細亞北部高盧人,居住的加拉太地區。宗教史學者對此事尚無定論,在此先假設它是羅馬帝國的一省。

公元49年,保羅開始第二次海外傳道旅程。途經加拉太,「各會眾信心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這些會眾是由猶太人、非猶太人、凱爾特人、高盧人組成。從教派競爭的角度來看,保羅的主要對手是猶太派的基督徒。這些「假導師」、「假師傅」,希望加拉太教會的成員,追隨別的福音,同時否認保羅的權柄。

保羅寫〈加拉太書〉有三個目的:駁斥猶太派的錯誤、為自己的權柄辯護、說明「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through Faith)的福音真理。公元50-52年間,保羅在哥林多停留18個月,這封信可能是那時寫的。他當時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猶太基督徒認為,應該遵守摩西律法、行割禮。保羅的福音,雖然得自耶路撒冷使徒,但缺漏遵行摩西律法與割禮的要求,所以是非正統、殘缺的基督福音。

保羅在〈加拉太書〉力辯:(1)自己所傳的福音出自基督的啟示,他的使徒職份,經過耶路撒冷使徒認許。(2)福音是出自於「應許」,而不是本乎「律法」:人是因著信仰而得救,而不是因行律法,因此基督徒不必受割禮。

保羅通常透過秘書寫信,但這封〈加拉太書〉卻是他「親手寫大字」。重點在強調真正的基督徒,應藉著耶穌基督與父上帝而得救。重點在排他性:「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這對加拉太的會眾十分重要,因為信中清楚確立:會眾在基督裡所享的自由,憑著信心才能稱義,割禮不是得救的必要條件。簡言之,此信是對猶太派的基督徒,發出強烈的反駁與否定訊息。

問:「排他性」是宗教競爭的重要概念?

答:我先用理論解說排他性的意義,之後用宗教史例來印證。排他性是一種「市場訊號」,用意是要在競爭過程中,讓客戶群看到自己的獨特性與優越性,繼而吸引新會員來壯大。何時運用排他性較有效果?就是在對手不具排它性時最有效,也就是反其道而行。羅馬帝國時期,多神信仰是常態,在這種多元性環境下,自然沒有排他性。

中國的宗教市場也類似,多元並行(儒道釋),不會獨尊一教。在多神的宗教市場裡,各自活動相安無事。如果教派堅持排他性,通常是兩強相爭必有一傷。猶太派基督教,和保羅的基督教,都深具排他性,猶如獨木橋不容兩頭牛。在這場「兩頭牛搶過獨木橋」的競爭中,保羅的〈加拉太書〉發揮致勝關鍵。

如何判斷猶太派基督徒具有排他性?(1)強調信徒都是上帝的選民(chosen people)。早期基督教(寬容時期之前),對信徒做嚴格篩選的「試用期」(probationary period)。(2)另一項排他性,是主張只有「惟一的真神」與「惟一的真理」。多神教不會否認其他宗教、教義、神祇。

排他性也有程度上的差異,極端型的當然絕對排他,寬容型的較能容許不同見解。本文採取簡明的界定:只要不允許信徒參加不同的教派,就具有排他性。反之,如果不明顯排斥,信眾讀其他教派的經文,或參加其他教派的儀式,就不具排他性。換言之,排他性是獨尊一神,且接受單一教義。

但要求信眾完全效忠,實務上有監督的困難,若有明顯異見與行為衝突,就驅逐出教會(excommunication)。排他性的目的何在?就是要逐出潛在對手,有效預防「客戶」(信眾)沾惹外教。流行病感染時,通常會隔離、施打疫苗,目的在防止疾病入侵,宗教的排他性有類似功能。

優勢的防禦方(incumbent),通常具有排他性,一方面警戒外在的競爭者威脅,二方面招攬改宗者壯大陣容。所以防禦方的必要策略,就是「不歡迎外人」。有效的做法,是策略性地擴張地盤,提高競爭者的「進入成本」。通常是「嚇阻」(deterrence),比「懷柔」(accommodation)有效。外界的威脅愈大,警戒性愈高,只要看防禦的程度,就能明白競爭的激烈度。

問:聽起來有點複雜。我把這個概念簡述一次,你看是否正確。基督派算是防禦方,為了擴張地盤,很早就拉攏那些「敬畏神」(God-fearers)者,以及在地中海域離散的猶太人(Diaspora),讓這些外邦人改信基督教。這樣的做法,會遇到強烈的競爭者,就是猶太派的基督徒。必然的結果,就是雙方的傳教活動激烈化。扭轉性的關鍵,就是保羅的〈加拉太書〉:外邦人只要改信基督教,就可以不受猶太律法約束,也不必行割禮。

答:很好的綜述。競爭過程中,還有更激烈的排他性。例如《出埃及記》第20章第5-6節:「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再舉個例子,說明如何區分敵我。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教義,西元一世紀時尚未明確分離,所以必須在做法上有所區隔:如果外邦人加入基督教,但未行割禮,那就不算是猶太人;如果外邦人改信猶太教,但未擁抱(embracing)基督,那他就不算基督徒。對外人來說,這些都是奇特的排他性,但對激烈競爭者,這是重要的判準。

不久後發生一件重大變革:西元70年時,與羅馬人的戰爭結束了第二聖廟時期。大家以為此事對猶太教來說,增加了競爭宗教市場的成本。本文的觀點正好相反:保羅的〈加拉太書〉,比戰爭的影響更重要。猶太教的長老拉比(rabbis),是因為〈加拉太書〉而決定退出這場競爭。

問:要證明這個觀點,需要更深入的背景才說得清楚。

答:是的,有點曲折,但不致於無聊。宗教史學界,對猶太教吸引外邦人改宗的成功事蹟,有兩派相反的見解。一派認為,猶太教從未做吸引外邦人改宗的事。另一派則認為,做得既積極又成功,範圍遍及地中海域;但到了西元70年第二聖廟末葉,猶太教放棄讓外邦人改宗。

學界對第二聖廟時期的界定,大約是從猶太人出走到巴比倫,又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廟起算(大約西元前六世紀末),直到西元70年,聖廟被羅馬人摧毀為止。「第二聖廟的末葉」,指的是西元前三世紀時,猶太人在希臘政權下,開始在地中海域離散。此時有不少外邦人被吸引改宗,但又不算全然改宗,因為他們對割禮的態度保留。

另一項障礙是經濟性的:西元一世紀末時,羅馬政府開始徵收「猶太稅」(Jewish tax, fiscus Judaicus)。對外邦人來說,改宗猶太教有兩層負擔:割禮是心理上的,猶太稅是經濟上的。猶太教也明白這兩項障礙,所以對那些「想信又遲疑」的「畏神者」,施用「軟性拉客」(soft recruitment)手法,但堅持非猶太人不得割禮。所以割禮這件事,就成為外邦人改宗的重要門檻。

此時猶太教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同屬一神教的基督徒,逐漸侵入這個市場。猶太教的擴展手法,必須從二擇一:(1)改變舊式的強硬規範,轉為柔性的寬容。(2)堅持割禮與摩西律法。選擇(2)的意思,就是放棄這個市場,被基督教取而代之。史實告訴我們,猶太長老選擇(2)。

西元一世紀末時,羅馬帝國內的猶太人,總數約4.2百萬,約占帝國人口6千萬的7%。為什麼猶太人口這麼多?較合理的解釋,是因為吸引大量外教人改宗。依人口統計估算,當時猶太人口的成長率,比非猶太人平均每年多0.82%左右。要在兩百年間維持這個差距,較合理的解釋,是大量吸引外邦人改宗。還有兩個可能:(1)與外邦人通婚,子女全信猶太教。(2)把大量的奴僕強制改宗,才能維護猶太族的飲食,符合律法規定的純潔性。

現代的基因檢測顯示,歐洲猶太人的血緣,和非閃族、南歐民族混血的程度很高,表示歐洲猶太人的異族通婚是常態。然而在中東(伊拉克與伊朗)的猶太人,則很少通婚混血。這件事表明,現在的歐洲猶太人,在遷徙到中歐與東歐之前,與非閃族、地中海域人口通婚的情況已很明顯。這間接證明了一件事:猶太人透過通婚與積極改宗外邦人(包括奴僕),讓猶太教的宗教勢力,在西元70元之前迅速發展。

問:這樣的科學證據,比較能說明猶太教曾經興盛。基督徒看準猶太人對割禮與律法的不妥協性,就把這兩項要求,從基督教義中去除,降低了改宗入教的門檻。然後把整個市場輕易接收下來,真是厲害的殺手鐧。猶太教堅守割禮與摩西律法,結局是拱手把江山讓給基督教。

答:你說的是結論,中間還有些過程。猶太人口迅速擴張的原因之一,就是前述的「軟性拉客」手法。既然成果不錯,為何又拱手讓出?除了「降低入教門檻」、用「低價搶生意」,還有個重要原因:西元70年第二聖廟被羅馬人摧毀後,在西元116-7與132-5年間,發生過兩次猶太人的暴動。羅馬對猶太教的態度因而嚴苛化:課徵前面說過的「猶太稅」、禁止猶太人割禮。

猶太教吸引外邦人改宗的門檻,因而被迫提高(課徵猶太稅、禁止猶太人割禮),這對發展很不利。猶太稅本來只向成年男性課徵,聖廟摧毀後,擴徵到女性與孩童。這項稅額,大約是底層男性勞工的兩日工資,還不算特別重。所以猶太稅不是逼迫長老退出的主因,關鍵還是:堅持割禮、遵守摩西律法。

西元1世紀的40年代,出現外邦人轉向基督教的傾向,猶太教的聲勢開始落後。到了50年代,保羅的〈加拉太書〉發揮決定性作用:公開宣稱外邦人不必行割禮、不必遵守摩西律法,只要「因信生義」,就可獲得救贖(因信奉與恩賜而救贖,與律法無關)。這封書信明確地,切分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基本信念,造成永久性的分離。

〈加拉太書〉是1世紀50年代寫的,聖廟是70年代被毀的。這兩項關鍵相隔約20年:一項是從意識型態的改變,來搶奪宗教市場,另一項是政治性的暴力破壞。兩者相加乘的效果,給猶太教帶來沈重的打擊。長老們決定撤出,對基督教來說,這是個大躍進的良機。

用現代的廠商競爭術語來表達:猶太教興旺階段時,倚靠教義的優勢,吸引外邦人與畏神者。基督教的對應招數,則是降低門檻(免除割禮、不須遵守戒法)。羅馬政權摧毀聖廟,對基督教是意外的助力(你的代價,是我的利基),使徒保羅的〈加拉太書〉,發揮臨門一腳之功。

參考書目
Ekelund, Robert and Robert Tollison (2011): Economic Origins of Roman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e Chapter 4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ing, and the success of early Christianity”; and Index p. 265 “Paul”.

Ferrero, Mario (2014): “Competition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Paul’s Galatians as entry deterrence”, Kyklos, 67(2):204-26.

〈加拉太書〉,維基百科,201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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