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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清華大學經濟系的教室裡（台積館205室），經濟思想史的教師和35位大三、大四同學。新學期的第一堂課，說明上課的內容與考試評分方式。
各位同學大家好！這是經濟思想史的課堂，請確認你沒走錯教室。學校規定大學部的課，至少要有五人選修才能開：如果是兼任教師，選修人數不足五人就停開；如果是專任教師，選修人數不足五人，必須寫簽呈給教務處說明理由。我從1985年起就在經濟系任教，那時教育部規定這門課必修，用保護瀕危動物的方式，讓這門課得以持續。到了1990年左右，在自由化的浪潮下，這扇保護牆消失了，我因而寫過幾次簽呈，才倖免開不成課的窘境。今天看到這麼多人真是一大寬慰，但長期的經驗也告訴我，下次的人數只會少不會多，而且是指數性地遞減。我早已習慣這種難堪的場面。
生：請問這門課要怎麼考試評分？
答：這是各位最關切的問題，也是來上這門課的主要目的。25年來我的做法沒有改變，先說上課的規則。這門課每星期上三小時，分成兩次：星期二、四的上午10時10分到11時30分。上到11點半的好處，是各位午餐時不必排隊。分成兩次的原因是：(1)連續三小時的課，學習的邊際效果必然迅速遞減。(2)如果每星期只上一次，一旦碰到放假或考試，或你我有事不能來，就要跳到下星期，影響太大。(3)每星期兩次的好處，就是師生的壓力較低，缺一次課的副作用較小。我希望各位準時進教室，就像音樂會一樣，聽眾不守時陸續進出會影響氣氛，所以10點20分我就把教室門鎖上。上課不點名，來不來隨你，遲到十分鐘就別進來了。
問：什麼時候期中期末考？
答：我有個簡單的原則：9月開學的第1個上課天，就進入課程內容，12月的最後一個上課天結束，元月的第1個上課天期末考，第2個上課天發考卷。期中考的日子，就在第1個上課天，與最後1個上課天的中間日期，你自己看月曆就知道。
問：可以說明考試的方法與評分標準嗎？
答：考試時當然可以看書，因為沒有人會記得這麼多瑣碎內容，所以請不要背誦課本內容。我希望你是有學習能力的主機板，能有綜述解說的能力。教科書就像一本導覽手冊，我是這本手冊的解說員，主要的功能是幫助你，迅速掌握這本手冊的經精神與內在邏輯。目的是希望你在許多年後，如果你的老板、朋友、岳父，問你《國富論》的主要內容時，你能簡答到讓他們點頭稱許。也就是說，如果硬背課本，那你最多也只是個2MB容量的隨身碟。但如果你不在課文的表面打轉，而能掌握各門各派的基本差異，那你就能透過這門課，培養日後的知識導覽能力，這是終身受益的重要技巧。換句話說，經濟思想史這門課的內容不是重點，由此培養出來的觀察視野、綜述能力、轉述技巧，才是我最看重的學習過程。
問：你說的都是理念，我想知道具體的考試方式。
答：期中考和期末考都一樣，每次2小時，10點到12點。每次出四個題目，答案不能超過一頁，超過的部分我不看，原因很簡單：如果你不能在一頁內，顯現你對這個題目的基本理解，我就知道你的掌握能力不足。25年來我只給過2次100分，因為答案實在太了不起了。如果我給你90分，就表示我坐下來和你一起寫考卷，然後自己評分，還是覺得你寫得比我好。100分的意思就是：這兩個學生在兩小時內，幾乎不遲疑地能對每個題目，從考卷的左上角寫到右下角，更了不起的是每句話都有意義，我真是自嘆不如。
問：平均而言，一個班上能有幾個人90分？
答：我先把剛才的話講完。100分並不是我印象最深的考卷。經濟系剛開始兩三年時，有個學生考這門課時，不直接回答題目，而是先說明這個題目的意義何在，為何出這個題目能同時考察學生的理解力。接下來他換個方式，重述這個題目的旨要，然後提出自己的見解，答案簡潔明確。我就是喜歡有這種轉換能力的人。
現在回答你剛才的問題。其實你真正要問的是：這門課被當掉的機率。清華經濟系的學生程度相當高，大約是當年大學考試的前5%到8%。每次上課1.5小時，進度約是英文書的15頁，一學期總共約450頁，分成期中考期末考也不會太重（因為是open book）。25年來被當掉的機率平均大約5%，也就是說30人的班上只有一或兩個。90分以上的大約有5個，中間的呈常態分佈。被當的主要原因，是選了這門課之後，發覺實在無聊又無用（人到魂未到），但學期的總學分數太低，已經不能再退選，我通常給50分了事。學期成績的算法很簡單：期中考加期末考，然後除以二。
問：可否說明為什麼要選用這本教科書？
答：我用過各式各樣的教科書，甚至可以誇大地說，所有的教科書我全用過了。（詳見書末附錄的〈延伸閱讀〉）。我最喜歡哪幾本？對碩博士班來說，Mark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最好（1997年第5版，2009年人民大學出版社中譯本）。大學部的選擇性較多，我最常用的三本是：(1) Stanley Brue and Randy Grant (2007):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Thomson Higher Education, 7th edition（北京大學出版社有中譯本，2008）。(2) Robert Ekelund and Robert Hbert (2007):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McGraw-Hill, 5th edition（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有第4版的中譯本）。(3) Harry Landreth and David Colander (2002):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4th edition。
這些都是美國式的標準教科書，對台灣學生而言，困難不在內容而在英文。Brue和Landreth這兩本，每章末有作業題，沒作業題的我就自己編寫。考試就從作業題中，隨機抽取4題（畫甘蔗圖）。也就是說，學期一開始就把考試題公開了，這樣還不夠英明、不夠親切、不夠善意嗎？我已經解說過上課的時間、考試與評分的方法、教科書的選用，現在來談這門課的內容。
問：聽說經濟思想史的內容，都是死人的錯誤見解，為什麼還有人肯花時間研究？我們學這門課有什麼用？
答：諾貝爾獎有個官方網站（Nobelprize.org），依物理、化學、生醫、文學、和平、經濟學這6項，可以查詢例年的得獎主名單，以及他們獲獎的理由、自傳、經歷、頒獎致詞。以1995年的得主Robert Lucas, Jr.（1937-）為例，他在芝加哥大學的主修是歷史，博士班進入柏克萊先讀經濟史和一些經濟課程後，決定轉讀芝加哥的經濟學。他的主要貢獻，是理性預期理論與總體經濟的數理分析。如果你讀他諾貝爾的Prize Lecture，主題是談貨幣的中立性（Monetary Neutrality），你不必驚訝，20頁全文的第2段，就開始討論英國哲學家David Hume在1752年的著作：Of Money與Of Interest。
Lucas從Hume的貨幣與利率說，談到貨幣數量說，談到古典學派的「貨幣是一層面紗說」（貨幣的中立性）。接下來談到瑞典著名經濟學者Wicksell的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 (1895)，以及奧地利學派Hayek的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1933)，還有英國Keynes的General Theory (1936)。正如愛因斯坦說的，他只不過是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學問是累積傳承的。如果你有機會得諾貝爾獎，在致辭時總不會只是播放PowerPoint，一直解說數學方程式吧？如果你只會做這件事，大概就沒機會得獎了，因為給獎的理由，必然是有學門上的顯著貢獻，與超越時空的意義。
問：Lucas會提到這些古人，是因為他的大學主修是歷史，其他經濟學獎得主未必和他一樣。
答：以相當受人崇敬的Paul Samuelson（1915-2009）為例，他是1970年（第二屆）的得主（是第1位美國得獎者）。你看他的作品中，有好幾篇重要的論文，在探討馬克思、英國Sraffa、德國von Thüren的經濟分析，寫得相當專業深入。他真正讓人敬佩的地方，是任何題材到他手中，必然會增添出新東西。
愛因斯坦在1921年得物理學獎，你如果去看他的科學著作，必然會看到他對牛頓、馬赫、馬克思威爾這些前輩的研究，也有深刻的了解。東京大學的經濟系，一直規定經濟思想史必修，因為他們希望學生當中，將來會有人得諾貝爾獎，但又不希望這個得獎者只會寫方程式，在頒獎致詞時說不出學術的傳承。華人世界看不起沒有數學的經濟思想史，那是窮人看不起文人的心態。在他們心目中，只有方程式才是科學。如果諾貝爾獎讓華人來決定人選，那麼Hayek（1974年得主）、Buchanan（1986年得主）、Coase（1991年得主）、North（1993年以經濟史得獎），這些不用數學分析（或甚至不會寫模型）的人，大概完全沒機會上榜。我覺得還是讓瑞典人決定，他們比較能區別什麼是真正的科學貢獻，什麼是充滿方程式而無實質內容的模型。一堆方程式當然可以驕其妻妾，但未必能嚇到瑞典人。
問：這麼說來，你真的認為歷史是有用的？
答：我無法證明給你看，所以很難說服你，我試舉個例子，看你能否接受這個論點。2009年9月號的《科學人》（91期），有一篇很好的古人類學文章：〈最後的尼安德塔人〉（頁74-9）。尼安德塔人是現代人（就是我們，homo sapiens sapiens）的近親，曾經主宰歐洲和西亞地區20萬年，大約在2.8萬年前絕跡，主因可能是被現代人入侵他們的領域。從外表來看，尼安德塔人結實強壯，腦容量比現代人大，為什麼反而被淘汰呢？
有好幾種說法，試舉三種。(1)尼安德塔人特別愛吃大型哺乳動物，例如長毛犀，食物的來源較窄。現代人雜食，動植物都吃，一旦外在環境改變，食物來源變化，現代人的存活率較高。由於體型高大，尼安德塔人比現代人需要多攝取100-350卡的熱量，也就是說，現代人比較「省油」。(2)尼安德塔人的男女不分工，共同狩獵。而現代人男主外（打獵）女主內（育嬰）。正如Adam Smith說的，分工後的生產力大增，族群數量穩定成長。(3)同樣重要的是，大約3萬年前，現代人能活到成為祖父母（三代共存）。為什麼這對物種的延續很重要？因為知識就能直接傳給孫代，例如乾旱時要到哪裡喝水。壽命增長後，就有機會建立較大的社會網路，獲取較豐富的知識。尼安德塔人因為壽命較短，辛苦累積的知識很容易就消失了。
問：你的意思是說，這類的知識傳承，就以歷史的形式留給後代，幫助現代人成為萬物之靈？
答：如果物種的成功，是以繁衍的數量和存續的時間來定義，那麼現代人的成就，還比不上蟑螂和螞蟻。但若以在最短時間內，掌握最多資源這個角度來看，現代人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物種。我相信「歷史」這個因素，必然扮演重要的功能，理由很簡單：幾乎每個人都會注重自己的歷史，而不是每隻猫狗、大象、獅虎，都會在意自己的過去。舉個例子：如果過去對你不重要，那你是否願意把昨天之前的照片、日記、家族合照、祖先牌位燒掉？
反過來說，如果你過去的一切記錄有可能被毀掉，你是否願意付出半年的收入來換回？你願意付出的代價高低，就是歷史在你心目中的價值。為什麼幾乎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會祭祀或崇拜祖先？而猫狗在能覓食之後就各自散去？我的意思很簡單：歷史這個因素，在人類演化過程中的功用，恐怕比你想像的重要。如果你我竟然想不起自己的過去，必然會驚慌失措，而猫狗就未必如此。
問：如果歷史真的重要，那我還是不明白，不讀《史記》也不會怎樣啊！
答：任何時期都有精采的人物、悲壯的事件、偉大的成就、驚人的見解。並不是過去的事都無聊，從前的人也未必全然無知。反過來說，今日與將來的事情或人物，未必都值得注意。我們要向過去學習，目的是要吸取有用的知識，提醒我們可能忽略的要點。你如果肯用1個月的時間，讀《史記》的原文或白話譯本，必然會看出其中的重要訊息，尤其是人性在成敗之間的考驗。年輕時期對歷史的不屑，通常是另一種形式的無知。等到中晚年時，才明白歷史不會自己重演，而是人一再地重演歷史。我們這種動物的七情六慾喜怒哀樂，古今中外都一樣，從歷史的資料庫來擴充你的視野，得取有用的經驗，既方便又廉價，聰明的你為什麼要看不起歷史呢？
問：如果歷史真的這麼有用，為什麼父母都不希望子女讀歷史系？
答：漢人社會從宋朝之後經濟長期衰退，人口密度過高，無法逃脫馬爾薩斯的陷阱。長期求生存溫飽的經驗告訴他們，現實的短期利期最重要。二次大戰之後台灣的經濟開始成長，長期窮苦的人翻身後，價值觀不會立刻改變，還是認為美術、哲學、文學、歷史，對現實利益無助。
我年輕時有機會在法國求學，他們的價值觀和台灣很不一樣，哲學家、歷史學者、藝術家的社會地位相當高。以知名的哲學家Michel Foucault（1926-84）為例，父親是知名的外科醫生，希望兒子能繼承父業。但他在高中時就對哲學有高度興趣，母親幫他請家教，輔導他準備哲學考試，成功進入巴黎的高等師範學院，日後成為國際的重要哲學家。
當社會富裕到第三代後，哲學、藝術、歷史的重要性必然提升。我選擇專業的考量很簡單：(1)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避免過度競爭）；(2)不比別人強就和人家不一樣（產品差異化）；(3)傾聽自己內心深層的聲音。希望這三個原則對你也有用。感謝父母的養育，但人生是自己的，不要被別人決定。
問：我聽人家說，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人，大都是數學底子不好，才選擇走這條門檻較低的旁門左道。
答：行行出狀元，就算我說破了嘴你也不肯相信。這樣說吧：經濟學所用的數學，對物理學家來說實在太簡單，對數學家來說，那根本還上不了桌面。如果數學真的那麼重要，為什麼物理學界的二流人物，和數學界的三流人物，不來經濟學界搶諾貝爾？開發中國家的人，常被技術的門檻迷惑到，以為愈複雜的數學方程式，就表示程度愈高，用文字圖型的就次人一等，歷史題材更是等而下之。
數學和統計都是分析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如果把刀槍磨得雪亮，卻找不到大型獵物來大顯身手，又有何用？反過來說，如果你的眼光好，用肉眼就看到大問題，只用赤手空拳就能捕獲大獵物，你說哪種人比較高明？武俠小說裡的高手，哪有攜刀帶槍弓夾背箭的？不就是手裡一把紙扇飄然而至嗎？眼光能看到大問題最要緊，工具不夠沒關係，只要問題夠吸引力，必然能找到技術人員協助。
問：前面提過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他們對思想史的研究也有相當成績。先不說這些世界級的人物，你可否舉一位親身接觸過的經濟思想史研究者，讓我們了解二線的B軍，能好到什麼程度？
答：最好的例子，是之前提到Mark Blaug。1990年3月我透過國科會的經費，邀請他來清華、中研院、中華經濟研究院講三場。那個星期的密集接觸，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知識廣度與反應的敏銳度，以及猶太人的犀利和嘲諷技巧。我譯寫過幾篇介紹他的文章，放在書末的附錄裡，請慢慢欣賞上述的三項特點。1950年代初期，Blaug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寫的博士論文，主題是David Ricardo（1772-1823）這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的方法論，指導教授是George Stigler（1911-91，1982年諾貝爾獎）。Stigler在思想史方面的貢獻與熱心，尤其對Adam Smith的崇敬，是眾所皆知的事。高傲的Blaug說，他到了中年每次看到Stigler，都還免不了會有畏懼感。
1990年3月我去機場接Blaug時，他從行李袋內拿出3本平裝書，說在飛機上看完了，要找垃圾桶丟掉。在台的幾天內，又看他丟掉好幾本。我好奇問他，每年大約看幾百本非經濟學的雜書？他回答說：大概就是幾百本吧。在那星期內，他和我爭辯「神是否存在」，我也只能微弱地抵抗一下。1960年代越戰緊張時，他正好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一年，和Milton Friedman對美國是否應該參戰，從晚上8點辯到凌晨3點。能和Friedman辯這麼久，總要有點能耐。我還知道他很多事蹟，以有機會再說。
Blaug寫過一段文字，大意是說，如果經濟思想史被禁止研究，也一定會有人躲在地下室偷讀偷寫。1960年代初期，他在耶魯大學經濟系任教幾年後，升不上副教授，主因是系上的大老James Tobin（1918-2002，1981年諾貝爾獎）說：Blaug是很不錯，但我們不需要思想史。他負傷（他用的字眼是bitterly）回到年輕時居住的倫敦，任教20多年後有機會碰到Tobin。Tobin說：當初真該留你在耶魯。Blaug回答說：那時不就是你極力反對我嗎？Tobin漲紅了臉，久久說不出話來。
好，時間差不多了。今天第一次上課就扯到這裡，星期四正式進入課程內容。這門課有不少好聽的故事，歡迎旁聽。但選修的同學請注意：考試是來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