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賭娼應該公營嗎？

        陳水扁先生當選台北市長後，宣佈要禁絕色情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沒有人真的認為這件事會成功，知道只會讓色情地下化、管理困難化、性侵害嚴重化。《莊子․胠篋》內有幾句話，可用來評論這種做法：「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煙（毒品的通稱）賭娼這三件事，古今中外皆有，這種與人類同生死、共存亡的事，怎麼可能一聲令下而禁絕。

        煙賭娼不能禁絕，只能走向良性管理，我覺得荷蘭的色情業管理很好。1980年代初期，我常有機會去荷蘭，熟悉阿姆斯特丹火車站附近的紅燈區。各國的觀光客都有，男女老少結伴觀賞櫥窗女郎，沒有難為情也沒有尷尬。不同膚色、各種年齡的性工作者，每人有個房間，內有暖氣，穿三點式，燈光柔和誘人。消費者從落地窗看好對象，禮貌地推門進去談價錢。成交後放下窗簾，路人會心一笑；若沒成交，禮貌地說聲再見。

我的意思就這麼簡單：台灣有限的警力，不要花精力抓煙賭娼，愈抓愈多，愈抓愈勾結。不要拿道德來評斷煙賭娼，那是基本人性，公開化、透明化、管理化之後，對社會的好處一定勝過禁絕化、地下化、污名化。

        以下是荷蘭把爪哇（印尼）鴉片公營化的成功故事，我很同意作者的結論：把毒品交易公開化，或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不道德。毒品公開化就像荷蘭的色情業：供需地上化、價格合理化、管理政府化，反而會使整體吸毒量減少，這才是終極目的。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從17世紀初起，就在東南亞活動。1640年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麻六甲海峽之前，VOC的貿易規模很小。1640年之後，VOC就從印度買鴉片，賣到Batavia（現今雅加達）。鴉片的利潤很高，但VOC無法深入印尼內地，1677年時和爪哇王談條件：VOC有鴉片專賣權，若爪哇王要打仗，荷蘭人就挺他。簽了這個約之後，鴉片的銷售量倍增。到了1795年，荷蘭和英國戰爭，切斷了鴉片的來源，VOC在四年後的1799年宣告破產。

        1806年，荷蘭東印度政府（Dutch East Indies government）自己進口鴉片，拍賣給各地方政府，由中間商加工後，賣給各地零售商。從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鴉片收入對殖民政府財政的重要性（金額單位是百萬荷蘭盾guilder）。

我們只需看最下面那行：1816-1915這一百年間，殖民爪哇的總盈餘是485百萬盾，如果沒有1,087百萬盾的鴉片收入，殖民政府就要虧損將近600百萬（即6億）盾：鴉片是爪哇政府的金雞母。

        前述的鴉片行銷體系，基本上是「政府進口、民間經銷」，以課稅為主旨（tax-farm）。殖民政府一方面想禁鴉片（因為有害健康），二方面又想大賺黑心錢，在政策上就搖擺不定：又想提高鴉片價格來抑制消費（以價制量），這是好事；但提高價格又會減少收入（這是壞事），也會誘使更多的鴉片走私（也是壞事）。同一時期，英國和美國都有反對買賣鴉片害人的浪潮；荷蘭國內在1890年有過一次大爭辯，至少有十位國會議員主張全面禁絕。

        在諸多壓力下，殖民地的鴉片制度重新調整，由鴉片局（opium regie）獨占進口、提煉、銷售的管道。做法是政府供應鴉片，價格統一固定，目的是打擊走私、減少犯罪、降低貪污、減少消費量，維護殖民地區的健康。這套做法其實是法國人想出來的，1881年在中南半島實施，由政府提煉後賣給大盤，再由地方零售商經銷。荷蘭記取法國失敗的原因，排除當地華人介入當中盤商和零售商，改由政府人員從頭到尾全程主控。

        1893年荷蘭國會批准鴉片局正式運作，設在財政部之下。1894年9月1日先在爪哇沿海外的Madura島試辦成功後，在爪哇逐區試行。鴉片局經過十年努力，在1903-4年間，才全部掌握殖民地的鴉片產銷體系。1905年時，鴉片局共有630位工作人員，1913年時超過1千人。主要的成果是：品質統一化，走私大幅減低，消費者要先登記（執照化）才可購買。

        具體的成果有哪些？(1) 1895年鴉片局成立前，鴉片消費量每年約4萬公斤，鴉片局成立十年內，消費量大減到3萬公斤。(2)每公斤的鴉片價格，從800盾左右降到5百多盾。(3)查獲的走私量與查獲次數，都銳減到原先的1/5。(4) 鴉片局供應的品質提升，價格穩定，市場糾紛減少。(5)鴉片局不以利潤極大化為目的，銷售的同時也舉辦減少鴉片消費的活動。

        如果我們能從歷史學到一點「教訓」，荷蘭在爪哇的鴉片政策告訴我們：不要禁絕煙賭娼，那是不可能的事。為什麼不乾脆公開化，讓大家看個清楚，讓政府把這三大產業納入管理，讓它們「去污化、地上化、證照化」。荷蘭的鴉片政策告訴我們，這些原本「見不得人的商品」，在公營管理之後，總消費量會減少，價格會下跌，走私會減少，品質更可靠。

參考文獻

van Ours, Jan (1995):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hard drugs: the case of opium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1923-3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2):261-79.

van Luijk, Eric and Jan van Ours (2001):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grug use: Java, 1875-190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1):1-17 (For comment and reply, see 2002, 62(4):1116-25.

van Luijk, Eric and Jan van Ours (2002): “Drug use and drug polic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8(4):57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