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時，我的夢想很單純。那個時候，「夢想」這個詞還藏在字典中，沒有公開面市。全國統一叫做「我的志願」。我曾經寫過「我的志願是當科學家」。這是騙老師的。因為，志向遠大的作文比較能得高分。

我的志願其實很簡單：我要當作家。我現在還能記得自己描繪的奇怪圖像。

窗明几淨下，我在寫作。窗外一群孩子在亂踢足球。我要教他们踢足球。這就是我夢想的全部。

「拒絕聯考的小子」是我的處男作，這本書獲得書市和媒體評論，特別是盜版界很大的重視，卻被父母和老師自動查禁。「叛幫的小老么」是第二本書，這本書被政府查禁。我甚麼也不懂，自己跑去警備總部，詢問查禁單位為甚麼？

「這些小孩最後沒有改邪歸正。」警總的上校告訴我：「只要你讓他们都改邪歸正，換個書名就不會查禁。」我就把另一個朋友「改邪歸正」斷指明志的情節，變成「叛幫的小老么」的結尾。改名「斷指少年」。果然沒被查禁。還被搶拍成電影。片名叫做「一個問題學生」。票房據稱不錯。接著換「拒絕聯考的小子」搬上銀幕。

「拒絕聯考的小子」寫的是台灣男子高中第一名校的「好學生」。「叛幫的小老么」寫的是台中幾個私立學校的「壞學生」。好學生其實並沒老師父母心目中的那麼好。壞學生也沒大家認為的那麼壞。這是我青少年時代真實的覺知和感觸。我只是寫出他们不同的心事。評論界卻說「拒絕聯考的小子」是種躍昇，「叛幫的小老么」是種墮落。「好學生」和「壞學生」受到的待遇就是差這麼多。連作家都跟書中人連坐。

學生時代我遊走於「好學生」和「壞學生」之間，兩者都有好朋友。成年後，同樣的命運，時而名門正派，時而離經叛道。白道首長和黑道老大中都有我的好朋友。幾次仔細檢視半生走過的深刻記憶，意外地，發現一個從未被我特別記住的人物。

他低我兩年。當年我们這些鄉下的兒童通常是在戶外做功課。放學後，把飯桌邊的長板凳搬到屋外，再拿一個小凳子。趁天黑之前，做完功課。當時的節能省電不需政府鼓勵，家家都能省就省。小時候覺得他家離我家有點距離。長大後，重回現場，才發現目測距離好像和身高成反比。大略地說，我们兩人遙相對坐做功課的距離應該只有五公尺左右。

我做功課都自己做。他做功課時從頭被罵到結束。

「下次再考這種成績，給我試試看。」這通常是他爸爸的愛的激勵。

「你要討皮痛，我也沒辦法。」這是他媽媽給他的最大安慰的極限。

「你要乖一點，不要惹你老爸生氣。你要討皮痛，阿媽嘸甘，也沒法度。」這是他祖母最貼心的祖孫情深。

常見的是我已經收工，他卻還沒寫多少。當然一頓當場痛打。

我現在還能清晰記住他爸爸打完他之後，咆哮痛罵的一句話：

「你也不會跟人家阿輝仔學，人家都考第一名。」

這個十歲以前常遇上的場景對我的一生影響有多大？在我的潛意識中具有重要或不重要的位置？我沒有能力分析。四五十年過後，當我每次探索自己的過往，這件事竟然都扮演「記憶終結者」的關鍵性角色。想到這件事，我就再也想不出更早年和「好學生」與「壞學生」相關的童年往事。

50歲時，我的夢想依然單純。我還是想當作家。好像還是在寫「好學生」和「壞學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