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強淑女第四集『男人打字學校』即將出版，在這同時，也讓我們對於亞歷山大．梅可．史密斯（Alexander McCall Smith）的寫作之路感到無比好奇。究竟寫出堅強淑女偵探社這個全球知名系列的作者，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作者的自述吧。
回首來時路 How I became a writer
和許多作家一樣，我在還不會寫作之前就開始寫作了。這麼說似乎有些奇怪，可我的意思是很少作家一開始就能寫。當然，有些人是天才，這些天賦異稟的人在十幾歲或二十出頭便創作了第一本小說，而且從未被退稿。湯姆．霍特（Tom Holt）正是這類作家。
為了打發時間，他在牛津大學就讀時以班森(EF Benson)的《麥波和露西亞》(Mapp and Lucia)系列為藍本，寫下了精采的續集，就文學模仿功力及想像力而言，其作品皆屬上乘之作。（我是個露西亞迷）
當然，伊安．藍金(Ian Rankin)也是天才，他在愛丁堡讀研究所時開始寫小說，一炮而紅、實至名歸。但我們大多數人都屬大器晚成型，並且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學習寫作，儘管我們可能認為自己已經懂得如何寫作。
當然，許多作家都有其他的職業生涯。以我本人為例：我在愛丁堡完成法律學位之後成了學術律師；在享譽全球的古羅馬共和國律法奧秘研究先驅亞倫．華森門下修博士學位。
華森是個非常幽默並充滿想像力的傑出人才。後來我中斷博士課程，去了貝爾發斯特女王大學任教了一段短時間。就文學觀點而言，那段時間對我非常重要，當時當地的朋友引領我接觸愛爾蘭文學，尤其是愛爾蘭短篇小說家的作品。
經由他們的引介，我也接觸了一些烏爾斯特作家的作品、同時並拜讀了佛瑞斯．賴德（Forest Reid）及布萊恩．摩爾( Brian Moore)的小說和成就非凡的詩人麥可．龍立（Michael Longley）的詩篇。
時至今日，賴德已遭眾人遺忘，此乃意料中事──他總是毫不隱藏烏爾斯特田園風光的險惡面──摩爾的名氣則日益響亮。我在貝爾發斯特讀的第一本摩爾小說是《茱蒂席恩的寂寞激情》（The Lonely Passion of Judith Hearne）。
這部作品描繪貝爾發斯特一名中年未婚女子的世界，筆調充滿同情，是本具有影響力的書。我發現我能強烈認同摩爾筆下的北愛爾蘭﹔他的敘述與人物似乎非常鮮明地捕捉了錯綜複雜、局勢緊張的北愛爾蘭社會在歷史上受限的天性。這個社會好像和我童年時生活過的另一個受限的社會非常相似。
我在北愛爾蘭生活的那段期間，局勢高度緊張。爆炸事件經常發生，叫人習以為常，偶爾，西貝爾發斯特也傳來槍戰聲。許多悲劇及叫人痛苦的事情時常在身邊上演。
我特別記得，有一次我學生來拜訪我時告訴我他缺課一星期的原因。他說他哥哥是名銀行出納員，在一起愛爾蘭共和軍突擊銀行事件中遭射殺。說完後他靜靜地坐著，接著開口說：「我一點也不恨他們，一點也不。」
談及別人對悲劇的反應及其苦痛，我們都應相當謹慎，可這句話撼動了我，令我反覆思索。後來有段時間英國的局勢也異常起來了。有一次受威脅的聯合政府教育大臣邀請我到他家過聖誕節。我記得當時坐在餐桌上，屋外花園傳來士兵的徘徊腳步聲，他們的靴子踩在石子路上喀喀作響。隨後，互道晚安的時刻來臨，主人送我到大廳卻站在暗處，不走近門口以防遭狙擊手狙擊。
每天早晨我上班前，都會去大學附近一家小咖啡館喝咖啡。我在那裡天天和同位同事碰面，一起喝咖啡。這人是大衛．川波（David Trimble），當時在北愛爾蘭聯邦主義份子圈逐漸具有份量。
我喜歡大衛，他為人風趣，口才很好。他比我健談，經常對我發表他對烏爾斯特及其他地區政局的看法，我總是洗耳恭聽。午餐時我會和另一位好友碰面，這位朋友是個堅定的共和黨員，與大衛的政治立場正好對立。
他對政局的分析和川波在早餐桌上發表的觀點不同，因此我的觀點取得了平衡。大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我相當驚訝，因為你怎麼也想不到自己認識的人居然會獲得諾貝爾獎，但我相信他在推動烏爾斯特聯邦主義份子認同妥協的必要性這項工作上成就重大。
雙方政治陣營裡都有些人的態度始終不變。不久前我參加一場晚宴，坐在我旁邊的是位在政界非常顯赫的共和黨人士。我和他談起了寬恕的議題，令我訝異的是，這位特別人士對寬恕興趣缺缺。
後來我離開北愛爾蘭回到蘇格蘭接下愛丁堡大學一個職位。發展學術生涯的同時，我開始利用閒暇寫短篇故事。我獲得了小小的成功；有些故事在BBC上播出，有一、兩篇在別處出版。
當時蘇格蘭藝術理事會和柯林（Collins）出版公司合作出版年度短篇小說集，向各方作家邀稿，著實替短篇小說家提供了一條生命線。我連續幾年試著投稿，每投必中。同時，愛丁堡聲譽卓著的出版公司Chambers舉辦了場蘇格蘭作家文學賽。競賽分三類：成人小說、兒童小說及非小說。
我決定寫一部小說來參賽，後來也確實付諸行動。我也寫了一篇兒童故事，事後才決定也送去參賽。後來我幸運獲獎，可得獎的類別非我所料。我的兒童故事獲獎，我的小說（理所當然地）未受青睞。
這次得獎讓我的寫作生涯出現意外的轉戾點。我接洽了倫敦ㄧ家經紀公司，穆瑞和姬娜波林傑，他們同意代理我的作品。在英國兒童小說界備受尊崇的姬娜波林傑給了我莫大的助力與耐心的支持。最後她終於和倫敦的Hamish Hamilton出版公司簽約，讓對方出版我的第一本童書：《白河馬》。
就在這個階段，我剛滿三十歲，依然單身，有權休大學的公假，我決定到史瓦濟蘭去休假，在當地的大學工作。我做這項決定有個原因：愛丁堡大學長久以來和波札那、賴索托及史瓦濟蘭大學締結姐妹校情誼。
這個構想由Robert Leslie提出，受到偉大的蘇格蘭法學家Thomas Smith爵士的大力支持。他們送他們的大學法律系的學生到愛丁堡大學修業兩年，我和我的同事們因此認識許多他們的學生。所以我去史瓦濟蘭，藉以延續這層關聯，同時也藉機回到非洲南部。
史瓦濟蘭令人驚喜。她是個內陸小國，一邊和莫三比克為鄰，其餘皆和南非為界。大學坐落在山頂上，環境非常優美，坐看西北方三座更大的美麗山丘。Rider Haggard曾在他的《所羅門王的礦坑》中提及這三座山，讓它們抹上濃厚的文學色彩。更遠處，有更多的秀麗山丘矗立在西邊邊境上。
東邊，地勢突然下降，隨後遇坐落莫三比克交界線上的樂邦博山而上升。週日時，我習慣到樂邦博山上的小鎮西特奇去，然後在山上一家令人傷悲的飯店餐廳內享用午餐。我從沒看過其他人在這兒用餐，但餐廳內總是擺了十或十二張餐桌，餐桌鋪上白色亞麻桌巾並擺好齊全的刀叉餐具。
在史瓦濟蘭沒事做。夜晚時分，至少在雨季期間，經常天色一暗便雷聲大作，隨後就停電。我坐在家裡，就著燭光納悶自己到底在那兒做什麼。倘若我能聚集活力，我就能開車下山到一家叫Las Cabanas的破舊咖啡館去。這家咖啡館的老闆是個叫畢蝶的女子，她喜歡和當地羅馬天主教會神父的姐姐玩牌。她們坐在一桌玩牌，蒼蠅駐足在其他的桌上，偶爾小雞們會闖進來，隨後被噓出去。
人們隨隨便便就使用＂格雷安．葛林風＂（Graham Greene-ish）這個術語，不過我認為這個地方絕對適用這句形容詞。我曾經將她作為好幾篇故事的背景，因為所有的作家都以自己熟悉的地點作背景。我書中的地點絕少是純粹憑空想像而來。
我在史瓦濟蘭發生了兩件事。我在那裡寫出我最成功的童書：《完美的漢堡》
這本書在隔年由Puffin公司出版，二十多年來在不同國家發行，Ｐeguin公司依然大量印行。
另一件大事就是我不斷至波札納旅行。我到那兒去和兒時的玩伴及其妻子同住。我的朋友叫霍華．莫華（Howard Moffat），他當時在位於首都加伯隆（Gaborone）北方的莫丘迪鎮開一家小醫院。
我經常從史瓦濟蘭開車穿越當時的川斯瓦爾（Transvaal）進入波札納，記憶中從南非（當時是個充滿悲哀的地方）穿越國界進入波札納的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依然鮮活。
這個國家和霍華．莫華及其同類人士所做的工作令我陶醉。霍華是蘇格蘭傳教士羅伯．莫華的後代。羅伯．莫華在十九世紀初成立了庫魯曼教士團，其女兒馬麗嫁給大衛．李文史東（David Livingstone）。
看著霍華在醫院及鎮上工作，我深深地體會到隱藏真心將如何影響目標明確的生活。同時我也因此得知我們西方當代文化的犬儒及膚淺。我懷著謙虛的心觀看我得以一瞥的美好生活。
因為在非洲長大，當然，我過去ㄧ直感受到這點，但我視而不見。我深深地認為波札納曾經是（依然是）個美好的國家，是世界這一塊紛擾土地上的ㄧ盞明燈。她美好，因為其人民嚴守獨立之後的早期統治者的信念，懂得容忍與尊敬。
我仰慕這些人的程度無遠弗屆。於是我突然想或許有天我可以寫波札納那些經常面對艱難、試圖活出尊嚴的平民的故事。非洲南部到處都是這樣的人──曼德拉（Nelson Mandela）正是最佳典範──我認為描寫這麼一種杜撰的生活很有趣。但是我不知該從何下筆，這一拖便是數年……
下回待續：命運的推手──蘭馬翠姊讓我的人生ㄧ百八十度轉變
雖然文章即將進入重點，但無情地待續還是到來（喂）。下回文章的重點將進入堅強淑女偵探社的靈感來源與出版之路，欲知詳情，請待下回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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